脆弱的繁荣:中国暴富狂飙之谜 2

3财富的狂欢 众生相


这些年财富爆发带来的脆弱繁荣之下,也涌现了一大批赚得盆满钵满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哪些人呢?主要有三类典型代表:


第一类是国有制企业。


保利、中信等这些国有制企业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他们惯常的做法是派了几个人带着一两个亿的启动资金,然后利用国有企业的背景,贷款套利,低成本获取资源,很快就可以滚出个几百亿,而这样的故事也只能发生在这样的国有企业里。就像很多银行和政府的官员所说,“跟国企的人打交道不发怵,没政治风险,他们贷了几百亿盘不起来也没关系”。同时这样的事从央企到各省城投再到政府投融资平台,俯拾皆是,官商关系微妙异常,而效率却极其低下。因此有个说法,西方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毕竟“肉烂在锅里,肥水不流外人田”。




究其根本还是这些人获得了一种治外法权,不仅分享溢价收益,而且在官商生态中能够更直接、更肆意的获取暴利。


回到现实,我们发现“小道理”还是要服从“大道理”。中国经济一路走来要三个东西:


第一要公平,毛泽东要公平。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奇•哈耶克在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所说的一样,那个时代的革命貌似伟大并希冀着走向一个很伟大的归宿,但其实是走向了地狱,全民受难。事实上,整个中国也确实随之进入了一种垄断、独裁、专制的阶段,所以毛泽东要的是公平。但这种没有效率的公平,本身就很难成立,由此也才有了1978年的改革。


第二要效率,邓小平要效率。因为没有效率中国就不能往前走,“摸着石头”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带来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而最终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国势和暴富。但这个过程中自然出现很多问题,包括社会腐败、两极分化等。怎么办呢?


我认为,下一步习近平要的是权力。众所期待的国企改革方案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在国进民退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继续做强做大效率低下的国企呢?因为习近平意识到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是推动不了的。因为这次改革不像原来那样还有很多人积极推动,而现在的各个层面已经存在很多既得利益者,因此少不了转大弯、过大坎。就像习大大在谈改革中说道,“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单靠民营经济是不行的,充其量多增加一些税收。但是政府可以通过在组织上、机制上、人才上对公有制企业进行控制,为中央集权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因此我认为,未来央企、国企在新的治政逻辑下还将继续发展继续壮大。


第二类是集体所有制企业。


中国这个国家还有一道奇特的风景,就是红帽子集体企业。什么是中国特色?就是一边搞改革、搞开放、搞市场经济,一边又必须坚守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和国家本色。



江苏华西村


而这个过程中就涌现出一批精明的、狡黠的、深谙中国国情的一批人,如村支部书记,他们利用大包干的方式通过“挂羊头卖狗肉”的方法实现了暴富。最有名的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浙江的横店、山东的南山集团等。比如横店通过并村把几十平方公里变成上百平方公里,土地作价后瞬间坐拥数千亿的资产,开创了响当当的“横店模式”;南街村也用上百亿做出了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典范”。


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投国家政府之好,嘴上坚持社会主义,坚决不摘红帽子,以所在的一亩三分地为中心,“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建立“根据地”,但却外圆内方的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对接,几百亿的从银行贷款,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些人懂得土地的价值,将土地死死攥在手里,因为“给共产党用不如自己用”。他们甚至不通过行政划拨,直接通过商品化、市场化,一下子几十倍上百倍的翻番溢价,摇身一变就成了巨大的暴富者和成功者。更可笑的是很多政治人士还把他们当成“社会主义样板”,很多五毛们更是为他们“摇旗助威”。


但懂经济的人一看便晓那是“皇帝的新衣”,因为屁股都露出来了,说透一点就是打着旗号玩弄资源、资产、资本的转换关系。但他们自己的解释则叫“外圆内方”——“外圆”是一定与市场对接,“内方”则坚决自己所有,可谓名利兼得好事占尽。当这些人死后就把资产统统的传给儿子,就这样,一个个极富封建主义特色的红帽子形象堂而皇之的游走在历史的舞台上。但你又不能指责这个“杂种”,因为经济本身就是扯不清的东西,况且存在即是合理。


第三类是民营企业。


以王健林为代表的这类民营企业家也成功赶上了这次盛宴。王健林的成功要诀其实就是紧紧绑定政府,并顺利搭上了中国高速城市化的快车,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泡沫增长中分享了巨大的财富。王健林死守“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原则,从不与官员搞地下交易,但却通过三大武器——城市综合体模式、快周转建设速度、军事化管理团队,为城市发展提供动力,为官员升迁带来政绩。




其结果便是:政府政绩有了,城市形象有了,万达利润增加了。但这个财富的利润是如何来的呢?这里就是土地的秘密。不夸张的讲,王健林的绝大部分财富来源就是生产资料溢价和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结果。而且这样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大大小小的其他民营房地产企业家身上。


30年前我就说过一句话,“国有企业是史前恐龙,乡镇企业是经济怪胎”。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双轨并行的时候,绝对是腐败的高发期,这没法避免,也是必然规律。因为一旦形成二元经济,就很容易形成寻租和设租;实行双轨制必然官商勾结,所以现在抓腐败哪一个不是官商勾结,郭广昌就是眼前的例子。


因此,伴随着国进民退而产生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无不在这场财富狂欢的盛宴中分得一杯羹饭。通过获得治外法权,或寻租设租,或垄断资源,或官商勾结,都找到了通往财富大门的密匙。而这一切都是在高速城市化、房地产化的过程中悄然发生,可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低成本、低风险、高回报。


回到现实中来,水落石出以后,下一步能支撑中国前行的是什么呢?我认为还是实业和制造业。所以董明珠说过:没有制造业,马云算个屁;中国只能有一个马云,但要有若干个董明珠。比如华为已经一骑绝尘的创造千亿营收规模,这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世界五百强。但事实上,任正非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专注于实业20年的苦心经营。所以中国不是不能做制造业,而是因为人们都被短期利益诱惑而沉不下心来。



事实上,并不是只有任正非才能顶得住,但如果能顶得住,就都能在这场商海中挺过来。董明珠能成功也是因为她长时间的坚持坚韧。虽然营销出身,但她继承了前任的科研精神,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终于烧开了这锅老汤,着实不易。而我们大多数企业哪里能坚持二十年,在三年五载间就被周边所影响、捆绑。所以水涨船高泡沫化的时候任正非和董明珠们能够坚守,水落石出时他们的优势也将表现出来。


当暴风雨到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到最朴质的那几句话:第一是尊重常识,第二是敬畏规律,第三是把握本质。本质是什么?就是以史为鉴,以日为师,那么日本当时怎么从泡沫化中扛过来的呢?回过头看,真正撑住日本经济的还是千千万万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如果没有这么多制造业企业,日本经济恐怕早就完蛋了。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很有意思的是,当初那些被指责成“迂腐不化,一生悬命”的制造业者现在反都成了英雄,而那些备受推崇的“投机英雄”则纷纷倒下成为历史笑谈。这其实就是所谓的本质、规律、常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制造业不是不能做,不是没有出路。而恰恰相反,中国巨大的市场已然为千千万万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了最重要的发展条件。位卑未敢忘忧国,当我们前瞻中国经济命途归宿并俯瞰宏观产业结构时,一边开始认知到泡沫经济难以为继破灭到来的必然,而另一边我们也已经看到制造业和实业发展壮大绝非偶然且实属必要。何去何从,不言自明!


因此,小而言之如东莞、佛山的精工制造业,中等规模的如华为、格力等名企优企,大而论之如中国的核能、高铁等,都将是中国经济救命的稻草和真正的希望。时代呼唤英雄,这些企业也将成为中国未来能够仰仗的基石和真正的脊梁。但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未来的时代就是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除了制造业之外,以服务业为代表的内容产业也将是中国未来经济的重要力量,我将会在下一次沙龙中专门解读什么才是真正的内容为王。


总之,这就是暴富的秘密,这就是脆弱的繁荣,这就是未来的出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通过打开财富的阿里巴巴山洞,理解泡沫经济繁华背后的真相,才能找到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道路。


在全民资本化的过程中,大到金融寡头都在玩资本、玩并购,小到中小老板也纷纷加入资本市场兴风作浪,这与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前的现象非常相似,因为过度资本化最容易产生泡沫进而导致社会失衡,这将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但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无情,我们能做的只有未雨绸缪。